电影导演丁荫楠:让历史和诗情和谐交融

 行业动态     |      2016-01-10

在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之前,丁荫楠做过卷扬机工人,在医学院刷过瓶子。也许,正是这段艰辛且难忘的生活经历成就了他日后的艺术之路。

丁荫楠说,从第一次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触艺术开始,自己便喜欢上了话剧。在那个自己月工资只有27块钱的年代,除去基本的吃穿用度,丁荫楠将剩下的钱几乎都用来买书看话剧。出于对话剧、对艺术的热爱,他还专门参加了北京业余话剧团。那段时间,演戏看戏和阅读名人传记成了丁荫楠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忆起当年在北京业余话剧团的时光,丁荫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们对我们这些业余演员热情之极,像于是之这样的大名人,还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教我们怎么朗诵、怎么理解角色。”

话剧是一门导演艺术,往往要借助舞台上虚拟的场景以及虚构的情节完成艺术创作,而人物传记讲述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人和历史。相比之下,人物传记更让丁荫楠着迷。这样的经历和感悟,也许为他日后的传记创作埋下了伏笔。

丁荫楠说:“阅读人物传记的经历让自己不断参悟人生。”

史诗与诗情造就光影人生

1961年,丁荫楠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此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光影人生。

在60年代的北京电影学院里,前苏联电影的影响相当大。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丁荫楠热爱前苏联电影,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作为蒙太奇语言的基础,深深的渗入他的心中。尤其是前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用情绪结构的诗电影,对丁荫楠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决定了他日后创作的电影风格。

大学毕业后,丁荫楠被分配到广东话剧团工作,后来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1979年他拍摄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春雨潇潇》。因为《春雨潇潇》,丁荫楠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奖项——文化部青年优秀创作奖!对丁荫楠来说,比获奖更重要的是电影《春雨潇潇》的成功增强了他独立驾驭一部电影的自信心。

从《春雨潇潇》开始,丁荫楠慢慢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电影风格。直到影片《孙中山》的创作完成,让丁荫楠确定了自己史诗风格的电影特点,同时也让他走上了人物传记电影之路。《孙中山》放笔直书,以虚带实,运用音乐和造型语言,构筑电影诗篇。影片的成功,不仅让丁荫楠的个人电影创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使中国历史传记片的形式探索打开了一个另类的领域。

从《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到《鲁迅》《启功》,在丁荫楠拍摄的诗情化电影的系列中,几乎都潜藏着主人公赴难不拒、从容献身的时代主题。在丁荫楠的电影作品中,每一个历史中的优秀人物之死都以精致的电影造型语言加以解构和渲染,这一独特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美感。

英雄创造历史

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的叙述。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都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和话语。丁荫楠执着于伟人电影的拍摄,他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奇迹,超越历史的民族精神是他最重要的表达。

在丁荫楠看来,中华精英人物对于巩固民族地位、发展民族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谈到选择创作伟人传记的初衷时,丁荫楠毫不掩饰自己的英雄史观。

他认为,“英雄创造历史”。他对历史特别酷爱,他研究历史,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精英的历史。要表达中国文化当中的精英,要写他们最优秀的品质,来感召大家,感动大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丁荫楠说:“每拍摄一部伟人电影,我都是一次学习,都是一次对自己的学习。通过手中的镜头,表达英雄,表达这个民族的精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每个时代有属于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提供优秀的文化滋养,优秀的电影文艺作品必不可少。如何用好电影这一视听艺术形式,拍摄传播主流价值的主流电影,是每一个电影人的使命。丁荫楠说:“好的、优秀的电影一定要能在观众中引起内心的共鸣。”

用正确的方式讲述故事。丁荫楠在历史与诗情的结合上,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历史和诗情,在丁荫楠电影里得到了和谐的交融。

丁荫楠说:“一个导演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助力,才能得到好的机会施展,这个助力不光有电影厂,制片人,还要有国家的支持和党的关怀爱护,没有这些条件,我也不可能拍出这些伟人电影。”

电影导演丁荫楠,在自己的电影中一直坚守着对电影造型语言的敏感和钟情。在今天这个他认为电影创作最好的时代,他不断用自己的精工雕琢表达自己对艺术的坚守,用独特的表达架构起对文化和历史的深情叙述。